近年来,SPS通报数的增加表明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么我国多年来的出口农产品质量到底如何？本文将基于1988-2017年的HS4分位农产品数据分析我国多年来的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重大贸易事件对于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分析其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加工农产品质量提升趋势比较稳定，而初级农产品质量波动较大；影响出口增长的重大事件对农产品质量有一定的影响，有利出口贸易发展时期，由于更多厂商的进入，使得整体出口农产品质量水平反而有下降趋势，而不利出口贸易发展时期则由于低质厂商的退出使得整体质量水平有所提升。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 2
（一）质量测算模型相关文献 2
（二）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3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4
（一）理论模型 4
（二）重大事件相关概念 5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6
四、实证分析结果 8
（一）质量测算结果 8
（二）回归结果 9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9
致谢 10
参考文献 10
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变化趋势分析
引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我国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逐渐上升，但随之而来的农产品贸易方面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对外贸易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02年底农产出口额为180.2亿美元，而在2017年底农产品出口额已打到751.4亿美元，增幅高达316.98%。
虽然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不断提升，但是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由于质量、进口国准入条件等原因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自入世以后，我国的农产品受其他国家贸易措施办法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的统计，中国受阻进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的农产品的数量从2007年的1597批次迅速增加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到2009年的2298批次，之后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1600到1800批次。其中受到美国阻碍的农食产品总量最多，以2017年为例，美国在以上五国中拒绝我国农食产品的数量份额高达42.31%。此外，中国受SPS措施影响的产品几乎覆盖所有农产品，肉类、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及制成品的出口均遭遇到了国外SPS措施的重重阻碍，遭受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已然成为遭受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之一。2002年WTO各成员国对我国农产品的SPS通报数仅为385项，而2018年该数据已达到828项，通报国以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为主。SPS措施作为动植物检验检疫的标准，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出口农产品不符合伙伴国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品质的需求，反映出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综上表明，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农产品出口大国，但农产品质量问题仍是我国必须面对的困境。而且对外开放多年，国内国际都发生过许多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的事件，我国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事件，故本文试图利用90年代以来的数据分析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并探究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的重大经济事件对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分析这一影响的传导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质量测算模型相关文献
质量作为同种产品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其测算必须基于产品层面得到的数据。质量测算模型需要贸易价值量数据和贸易数量数据，基于此类数据大范围公布时间较晚，所以质量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成果比较丰富。
目前，质量测算大多使用四种方法，分别是Schott (2004)的单位价值方法、 Khandelwal(2010)嵌套Logit方法、出口复杂度指数以及出口质量指数。这四种方法均是目前大多国内学者所用方法，如施炳展（2013）。
Schott(2004)利用了美国进口数据，测算进口产品的单位价值量，以此反映产品质量。该方法以产品的单位价值量反映产品质量，而出口单位价值一定意义上是进口产品的货币总价值与进口数量的比值，这就反映了此类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忽略了成本之类的因素，也就是说通过该方法测算得到的质量包含了成本等信息，测算质量较高可能是成本高导致的结果；另外，该方法也忽视了厂商之间竞争，比如恶意的低价竞争策略，此类策略会导致测算的质量指标偏低而不能反映真实的质量水准。但是此方法突出优点是其计算便利且数据容易获取，而且使用该方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普遍来讲，质量高的产品其价格也会相对较高。
除了单位价值量法之外，部分学者倾向使用出口复杂度指数，主要是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如Michaely (1984)。该方法的理论体系是：假设一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出口的产品技术水准越高，然后以该产品出口到各个国家的份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数，最后对各进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了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以此替代该产品的质量。该模型牵涉到两次加权，而且各国出口结构的复杂性已经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得一些进口该成品份额较小的国家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在加权计算时容易被忽略掉，从而跟真实质量水平产生一定的偏差。发现问题后， Hwang&Rodrik (2007)建立了出口复杂度指数以修正技术复杂度指数。该方法虽对技术复杂度指数做了修正，但其仍在技术复杂度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其依据某种产品与在本国同一时期所有种类产品的出口份额作为权数，以此对本国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加权，计算得出该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发展到目前为止，出口复杂度指数（指数）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该指数的假设前提虽然看似具有普遍性，但二者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产品技术水准不一定高，例如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某些产品技术水准仍处于世界前列。
此外，Khandelwal (2010)利用事后反推的理论来测算质量的嵌套Logit方法得到大多学者的认可，如施炳展（2015）基于我国海关数据，在此方法的基础下对测算模型进行合理改善，测算了我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而Khandelwal (2010)基于美国的进出口数据，测度了美国细分产品的进口质量；同时，他指出出口价格并不能完美反映出口产品质量。目前，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施炳展（2015）改进的方法，该方法基于效用函数推到得出，认为在剔除价格因素外，影响贸易量即市场绩效的便是质量。此方法从消费者角度推导而出，基于消费者在相同价位下追求高质量产品的假设，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产品的质量。该方法采用微观数据测算，其结果更加接近实际，比如产品层面的数据，但此类数据往往难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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