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农民工收入的决定机制一直是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构建扩展的Mincer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分析市场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就业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化水平提升的工资回报率为8.60%-15.17%。进一步分析表明，市场化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中高收入的男性农民工而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会降低其教育溢价。政策应致力于改善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促进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3
引言 3
一、文献综述 4
二、 数据、变量及模型设计 5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5
（二）模型设定 6
（1）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 6
（2）分位数回归模型 6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7
（一）全样本OLS估计结果 7
（二）影响的异质性与市场化的作用 8
（1）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8
（2）影响的收入水平异质性 9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市场化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
——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亿人，增长424万人，年增速为1.5%。农民工就业问题受到了政府部门、学界和社会的共同关注。杨振宇和张程（2017）通过对农民工“孔雀东南飞”背后故事与逻辑的解析，认为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流方式，农民工在工作流动过程中获得劳动力溢价。首先是因为部分农民工在外出迁移路径具有地域黏性，即其个人未观测特征导致必须在特定地区就业才可发挥优势作用。其次是受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地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区流动制度壁垒的制约，加上东部地区的要素整合与产业集群优势，能够在薪资层面上实现对东迁高成本的补偿，最终使东部和中西部呈现不同的薪资结构。然而，不同地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制度环境难以衡量，且经济发展水平和劳资关系存在差异。具体量化分析劳动者个人基本特征外不同制度环境变量在农民工就业工资决定机制中的作用，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流动路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更好实现乡村振兴与农民工迁移中“人的城镇化”目标。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后逐渐松动的城乡壁垒开始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并获得工资性收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民工自由流动与工资决定机制基本形成，这也促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近年，农民工就业问题一直是农村转型发展与城乡二元融合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就业选择、工资性收入决定机制与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等三方面（钟甫宁、陈奕山，2014；刘士杰，2011；陆铭，2011）。近年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工有机会接受技能培训，整体就业形势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理解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农民工的流动路径与工资决定机制，有助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促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Schultz，1961），农民工群体内因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差异而出现工资收入的分化，高素质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并获得教育溢价。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解释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其前提假设条件为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则不然。现有研究在考虑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时，经典Mincer工资方程被广泛使用，在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中，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工作经验是决定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丁守海，2006）。然而制度学派则认为由于工资刚性、工会等的存在，劳动力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他们研究认为决定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徐水源，2016）。刘林平和张春泥（2007）除了考虑人力资本外，还把社会资本、企业制度、社会环境纳入模型考察，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表现的更加复杂且具有地域性与行业性特征。
目前有较少研究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情况下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收入的贡献程度差异。杜育红和孙志军（2003）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或地区，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明显；徐水源（2016）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如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增长有着较大的作用。从我国当前农民工务工流动分布特征来看，东部地区吸纳的农民工比重显著降低，部分农民工流动呈现季节性与行业性特征，且出现了一定的农民工回流现象（2013）。蔡昉和都阳（2011）也指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因此引发了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讨论。在农业就业人口依然庞大和“民工荒、招工难”并存的情况下，如果说农民非农化就业是必然的趋势，那么他们在当地城镇就业还是向东部迁移就业的选择决策上具有很大的弹性。Wu（2010）对安徽和四川两地农民工的就业调查发现，在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之间不存在自身未观测特征上的差异。外部环境不同导致的教育回报差异和工资决定差异将影响农民工外出就业选择与流动路径。因此在衡量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程度时需要考虑如何剔除农民工个体之外的经济制度因素或削弱其影响，但对于制度因素的考察难以实现，一是容易与其他经济因素（发展变量）相混淆，二是缺少定性的分析，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樊纲等（2003）首次将经济制度变量从众多经济因素中分离出来独立研究，并给予量化为各地区市场化指数。黄怡胜（2005）利用市场化指数研究发现人均产出水平与市场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对于类似问题，有研究利用各省市场化指数作为经济制度因素的替代变量，并通过把市场化指数滞后三年再纳入分析模型中，以减轻市场化指数本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王春超、叶琴（2014）的研究证实市场化进程等体现区域发展差异的指标对农民工的影响程度要显著大于对城市劳动者的影响，同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收益。据此，因此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有助于客观看待正规就业在农民工就业选择以及工资水平提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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