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从审计主体、客体到外部环境等等，一直是财务界的热门话题。已有的研究多围绕审计主客体展开，从审计单位特征，被审计单位特征及治理情况等等因素。当然制度环境、法律监管等因素也早被人们发现研究。近年来，媒体的作用已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媒体监督更是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那么，媒体监督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如何呢？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以2009-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通过回归模型检验，深入考察媒体监督是否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同时对于媒体监督作用效果是否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本文还从事务所特征，以及被审计单位是否为国有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目录
摘要2
关键词2
Abstract2
Keywords2
一、引言4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4
（二）国内研究现状5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7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来源7
（二）变量定义8
（三）模型建立9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0
（二）相关性分析11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13
六、稳健性检验14
七、实证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实证研究结论15
（二）政策建议15
八、本文局限与展望
（一）本文局限16
（二）研究展望16
致谢 17
参考文献17
媒体监督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学 曾倩
引言
引言
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其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信息一旦通过媒体传播，无论是以纸质的形式，如报纸，还是电子的形式，如电视及互联网，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因为这种舆论导向性，媒体在公司管理中的监督作用也越来越大。一家公司的负面新闻一旦被媒体曝光在公众的眼底下，与此相关的审计单位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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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曝光，难逃其责任。2009年印度最大的IT企业之一——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曝出10多亿美元现金造假丑闻，负责萨蒂扬财务审计的普华永道也随之被推上风口浪尖。2015年7月曾被誉为企业典范的日本东芝公司由于在过去 7 年虚报利润达 1562亿日元（约合 12.7 亿美元），遇到了140 年发展史上最严重的公关危机。东芝财务丑闻引发业界质疑日本企业审计现状。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家公司一旦经过媒体的负面报道后，监督部门以及投资者等等利益与公司紧密相连的人员都会给予该公司更多的关注。关注度的增加使得潜在风险提高，因此接受该公司审计业务的人员也会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审计单位荣誉甚至存亡的问题。那么，具体来说，这种负面报道是否真的影响审计的质量并且如何影响，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通过从我国上市公司媒体监督、公司性质、事务所类型等多角度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并且提出对应的假设，通过手工收集20092012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参考已有的研究理论、实验方法与模型，对媒体监督是否影响审计质量作出实证性的研究。同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分析结论是否与假设一致，提出可能的解释理由，最后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当然任何实验都是尝试的过程，在得出结论的同时，同时也要指出局限与不足，以期日后的改进与完善。
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Dyck和Luigi（2002）发现公司的管理和整治会受到媒体监督的正面影响，因为媒体的监督是一种潜在的约束与预警，会于无形中影响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并且这种影响是朝着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方向发展。Dyck 和 Zingales（2006）认为由控制权带来的个人私利能够被媒体监督有效的降低。Besley和Pratt（2006）认为在民主监督体系中，媒体监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已融入了社会制度，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Miller（2006）提出了“看门狗”的概念，在曝光审计丑闻的过程中，他认为媒体像 “watch dog”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Dyck等同样认为，企业损害投资者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改正，因为企业面临着媒体曝光风险。Joe（2003）等发现一旦董事会的名单被媒体揭示并认为缺乏效率，这些名单上的企业大部分会设法采用积极的做法以改进效率。并且，Joe也认为，除了公司的行为会受媒体曝光的影响，审计人员也会受到公司的媒体负面曝光的影响，他发现审计意见很有可能会得到审计师的修正，一旦审计人员们通过媒体曝光感受到了被审公司的破产风险。Chen等（2013）发现，低质量的审计服务，会伤害审计人员和审计单位的名誉，加之媒体的揭示与曝光，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潜在客户的损失甚至是诉讼的风险，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甚至会因此面临生死存亡。Mutchler等(1997)不仅发现了媒体负面曝光会使得审计人员有更大的概率出具非标准意见，同时还发现了媒体的正面报道无法降低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Joe(2003)也通过研究发现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会提高，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审计师们从媒体的负面曝光中感知到了潜在的风险。Healy和 Palepu (2001)通过研究发现公众能够通过媒体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投资者同样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得到相关投资公司的信息，从而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了投资效率。Bushman等(2004)研究发现媒体普及率越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越高。Zingales (2000)认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受其所接收的信息的影响，而投资者获得的信息可以借助媒体报道以更快更低的成本获得。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同样证明了媒体监督的治理作用。
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通过研究发现被媒体曝光越多的公司，越有可能对违反规定的的做法进行更正，从而公司的治理水平也有所提高，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徐莉萍和辛宇(2011)发现在其他影响因子不变的前提下，中小流通股股东面临的信息风险会随着媒体关注度的增加而降低，提出的实际对价也会随之降低。权小锋和吴世农(2012)也证明了媒体的治理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在大量媒体的聚焦下，他们的盈余操纵的做法在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控制。醋卫华和李培功(2012)通过现实中实际的研究调查证实了媒体的监督作用。他们以96家被证监会处罚过的公司为样本，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公司在被正式处罚之前，其中高达58家都曾被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过。李焰和秦义虎（2011)通过调查发现被媒体负面曝光过越多的公司，他们的独立董事相较于其他负面报道较少或没有被报道过的公司的董事而言，具有更大的辞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相关媒体的影响力以及该公司董事对名誉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发现也证明了媒体对公司的治理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郑志刚等(2011)认为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公司的业绩发挥了明显的正向的促进作用。戴亦一等(2011)发现经过媒体负面报道的企业在发生财务报表重新表述的行为的可能性上明显的减少，对于关键指标以及会产生较严经济结果的问题上这种行为的减少更为显著。这个结果是建立在1487个企业的样本以及对照样本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能够有力地证明媒体对公司的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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