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的分离模式，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为典型代表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受到各种谴责。怎样识别并且处理会税二者间的差异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盈余管理会税差异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沪深 A股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财务年报数据和其他资料，运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离出非正常会税差异额，作为会税差异的度量指标，再利用修正后的 Jones模型，将操纵性应计利润分离出来，作为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接下来，分析盈余管理与税收差异的相关性，最后考察公司实际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会税差异存在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随着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提高，会税差别也会扩大，另外研究还显示，随着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升高，企业利用非应税收入项目避免所得税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再次表明了为了避免税收成本进行盈余管理是影响会税收差异大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 2
二、文献综述 2
(一) 盈余管理研究 2
1、盈余管理的概念 2
2、盈余管理的动机 2
3、盈余管理的测度 2
（二）会税差异研究 3
1、会税差异的历史演变 3
2、会税差异产生的原因 3
（三）盈余管理与会税差异研究 4
三、研究设计 4
（一）研究假设 4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5
（三）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测算 6
（四）非正常会税差异的测算 5
1、正常与非正常会税差异的比较 5
2、会税差异总额的计算 5
3、建立回归模型 5
（五）假设验证的研究模型 6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6
（一）描述性统计 6
（二）变量间相关性检验 7
(三) 多元回归分析 8
五、研究结论 9
致谢 10
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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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管理与会税差异的相关性研究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
会计142：马晓婷
引言
引言
最近几年，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的分离模式，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为典型代表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受到各种谴责。怎样识别并且处理会税二者间的差异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将这种情形放到我国来讲，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会计准则的不断推进的形势下，公司将有更多权利进行对会计估计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层很可能有更多的空间去进行盈余管理。正因为此，投资者们以及监管部门怎样更加有效率地去判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评价估计企业的盈余质量是从始至终的研究的重要课题。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利润相比，刚性较强，因为它是依据税法实实在在的具体条例计算出来的，不好被控制。一些投资股票的理财人士越来越多地会选择考虑应税收益的指标，以此来躲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企业财务估值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于盈余管理和会税差异的相关研究逐渐开始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在国外，不少研究文献都证实了会税差异的存在，提出通过这种差异可以了解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在我国，相类似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内许多些学者的证实，在这里面就有研究证实了会税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盈余管理。依据我们学过的理性经济人理论，笔者认为公司当局努力达到利益最大化时，会尽可能地避免应税费用，这样就一定会使得在调整会计利润时，尽可能地不使应纳税所得额扩大，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差异不断扩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以会税差异为研究起点，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2012年—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实证检验企业盈余管理和会税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盈余管理是形成会税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研究
关于盈余管理，国外学者们已经开展了比较详细和广泛的讨论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在他们的盈余管理研究中起步比较晚，但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也做了很多研究，这使得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趋于深入和丰富。
1、盈余管理的概念
陈建岐 (2000)指出一种在公司对会计政策有选择权时的行为即盈余管理，通过选择可以使得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1]。陈国欣，祝继高（2004）指出，盈余管理是公司的管理人员欺骗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理解公司经营业绩或对基于会计收益的契约的影响的结果，以实现公司利益或自身利益的目的[2]。
2.盈余管理的动机
闫晓婧（2009）认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契约激励，资本市场激励，政治成本动机以及税收激励等等[3]。
李延喜,包世泽，高锐（2007）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4年的样本数据为例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企业高管薪酬的增加，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也会随着明显增加之间。换句话说，中国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是薪酬契约动机[4]。李增福等（2011）研究发现，预计降低税率的公司较高可能会使用应计项目进行收益管理，而预计会上升税率的公司倾向于使用实际活动收益管理[5]。
盈余管理的测度
对于盈余管理的具体研究实施办法,国外大多有三种研究设计方法：总体和特定应计模型法以及频率分布法。研究者认为，上市公司实现盈余管理时主要通过调整应计利润的手段，而且想要直接准确地获取到关于企业实际盈余管理的水平十分困难。因此在实证分析时，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方法通常被用来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外国学者卡普兰在1986年时曾提出应计利润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通常可以决定应计利润，使用总体应计模型时，要从总应计利润中把由企业经营状况决定的正常的应计利润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就是异常的应计利润，也就是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所谓的总体应计模型就是从总应计利润中把操纵性应计利润的部分剥离，并用它来表示盈余管的理规模大小，这个模型是在研究判别盈余管理行为时学者们最经常用到的方法。随后许多测量盈余管理的模型也陆续被学者们研究出来，主要包括三种基本模型：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几种模型：行业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前瞻的Jones模型等，其核心思想是把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来。
综合来看，国内主要采用频率分布和总体应计模型的办法。夏新平，黄梅（2009）比较了在中国经济市场中，修正的Jones模型和Jones模型等多个经常使用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模型的应用成效，最后表明修正的Jones模型和Jones模型检测效果更好一些，它们犯前两类错误的概率相比而言更小，然而修改的Jones模型研究检测公司对收入的操控能力很强，而且在非线性模型和现金流量模型中检验发现其对收益管理的能力已得到加强。它们很有可能会把公司盈余管理的水平夸大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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