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看两晋士人之变
内容摘要：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文采和书法扬被我们所熟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此之前就有一篇相似的《金谷诗序》问世。它们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我们思究，而这显然可见紧承相续的两个朝代士风。石崇《金谷诗序》和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比较是个讨论重点。虽然较多研究者对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有着非凡的热情，相关论文不少，但却鲜有将之和石崇及其《金谷诗序》并同比较，故而深入挖掘石、王二人及其序作，通过分析两序的文本本身探究石崇与王羲之两人在思想、人生追求、对自然的态度等方面的似同与差异，并且试图从石崇与王羲之的生活环境和出身经历的异同以及玄学的发展来了解西晋与东晋两个时代的士人之变化，希望能为文士发展的探索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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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金谷诗序兰亭集序两晋士人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价值取向 1
（一）对生命的态度 2
1．“以生为贵”与“新陈代谢” 2
2．“纵欲之术”与“清修之法” 3
（二）对人生的追求 4
1．石季伦：身名俱泰、及时行乐 4
2．王逸少：即顺理泰、追求闲适 6
（三）对自然的态度 7
1．石季伦：崇拜和感动 7
2．王逸少：欣赏和理性 9
三、《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艺术特色 10
（一）审美选择 10
1．石季伦：以文为主 10
2．王逸少：以质为先 11
（二）创作技巧 12
1．结构组成 12
2．手法运用 14
四、造成《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异同的原因 15
（一）生活环境 15
1．石季伦：朝纲大乱、表面统一 15
2．王逸少：移情山水、偏安一隅 16
（二）出身经历 17
1．石季伦：寒族決起、惜命保身 17
2．王逸少：出生显贵、理通三家 18
（三）玄学发展 19
五、结语 21
参考文献 23
致 谢 24
从《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看两晋士人之变
一、引言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的一首《酒会诗》，状出了古时文人，尤以魏晋士子为要的生活风貌——流连山水，饮酒赋诗，伎乐相交，谈玄品论。自此诗以后，游宴文学展现出一番新的面貌：荡空的歌功颂德已沦为过去，对自然的关注日趋成为主流，玄道之潮汹汹而来。张协的“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杂诗》）,左思的“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杂诗》），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傅玄更是有《桃赋》、《李赋》、《菊赋》、《柳赋》、《阳春赋》、《大寒赋》等不胜枚举的咏物、写景之作，无不体现着山水之乐；从三曹七子，到竹林七贤，到中朝名士，到东晋雅客，他们都对时不我待有着特别的体会。这种歔叹光阴的士情感经邺下集团彰显，经金谷诗会之后又经兰亭集会发展，在以后的士人生活中，诗赋、山水和宴饮，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的娱乐。
自杜康造酒始，酒就与我们的民族紧密相连。喝酒打拳，打出了有名的醉拳；喝酒写字，写出了独具品格的草书；喝酒作诗，作出了天下无双的诗仙······酒虽是极平凡、极普通的，但却可以解忧，可以浇愁，也可以调情，还可以给人以灵感。因此，士人们作诗常借酒力，喝酒而助诗兴。于是，他们诗酒相会，描写宴集饮酒的宴饮文学也由此诞生。吸引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宴饮文学体现了士人于不同时期之生活的不同感受。《金谷诗序》所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生活状况，《兰亭集序》却是描述了东晋王羲之的精神状貌。
或许，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早以文采和书法扬名天下，称颂古今。然而，却鲜有人注意到，在这《兰亭集序》之前，早有一篇类似的诗序出世——《金谷诗序》。这两者有诸多联系和区别，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而这显然可见紧承相续的两个朝代士风。本文主要以石崇《金谷诗序》和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比较为讨论重点。
二、《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价值取向
石季伦和王羲之分别作为两晋士人的代表，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明显时代特色。对生命和自然的态度，对人生和理想的追求，无不散发着两个时代士人和而不同、各具魅力的气息。
（一）对生命的态度
两汉以后，儒家的礼义束缚被士人的自觉冲破，追求逍遥自在的道家逐渐崛起，有时甚至超过了儒家的地位，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主流思想；这一时期的士人赞成以老庄为代表的对生命的珍视之思想，但是他们又不完全认同道家强调绝对自由、放弃世俗享乐、追求超尘脱俗，于是，他们在道家理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玄学。魏晋多奇士，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如阮籍长啸山林穷途嚎哭；曹子桓之死，表明了独具风骨的建安文学结束；正始起，何晏首领玄风，王辅嗣、夏侯太初名噪一时；竹林名士出，玄音不绝，七贤任诞而不拘礼法，任情养性和清谈品评成为这一时代文人的主要特点。待到此辈名士逐一入土，王衍、裴楷等中朝士人继续发扬着玄学的传统，他们既是老庄的尊奉者，又是神仙道教的信徒。
1.“以生为贵”与“新陈代谢”
西晋士人受特定的环境影响，对生的渴望格外强烈，同时又推崇及时行乐、任情纵欲。以石崇为代表，从《金谷诗序》中可见一二：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生命无法永恒，前路渺茫无期，他能做的也唯有恣意游宴、饮酒作乐；换个角度想，也只有活着，才能享受人生——这在乱世是多么奢侈的渴求！与此同时，石季伦还笃信道教长生之法，目的仍是求生，苍凉之意油然而生。他在《答枣腆诗》谓：
言念将别，睹物伤情。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长生。
千言万语仅“遗名”二字需牢记，只此方可长生。这种对名的渴望，出于对生的欲求。正因为这般“志在不朽”，其《思归叹》曰：
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
石崇深受老氏影响，以其为标的西晋士人多半秉持“以生为贵”之思想。石崇之辈尤甚。他想跟孔子交谈，想与彭祖同寿，想学老子绝世。从中可见他对生的珍爱之意，亦可见其性之贪。
西晋士人大都信奉道教而未曾放弃经济仕途，他们没有选择归隐山林，而是选择了一条中庸之路——在当官的同时，讲求修道养生，这与当时 “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想是一致的。 他们当官是对世俗富贵、功名的渴求，修道养生是希望延寿乃至登仙，远不说彭祖之流，近即有王子乔、孙登等“仙人”。
到了东晋，神仙道教的发展如日中天，其势蔚为壮观。鲍靓、葛洪等出名的道学家层错现出，并产生了较成体系的理论。《晋书·本传》记载：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
凝之作为羲之之子信道，大半受其父教育。王羲之传承了石崇时代尚黄老的士人作风，同时又提出了具有自身时代特点的玄学观念。他好道，却不沉湎，认为虚浮无实的谈玄悟道是导致永嘉大乱、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他好道，却非迷信，不赞同庄子与物同化的齐物论思想。他在《兰亭集序》中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觉得生命易逝，因此任化、神悟、修炼诸事于己具有重要意义。性命短促是王羲之与石崇的共识，不同的是，石崇看不清而追寻长生不老、拼命纵欲玩乐，好像生怕留下什么未享受的遗憾，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悲观的；王羲之则泰然处之，在淡定之中期冀通过服食咽气延长生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俊朗的容颜风貌。石《序》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忧患情感体验，王《序》却体现了对生命、对宇宙的超越性认识，具有深厚的哲思——应当以欣然之态看待自然轮回和人事代谢。于是，在兰亭集会的诸多诗中，不乏类似“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之言，可见，逸少除了对岁迁的咏叹外，亦有“新陈代谢的乐观眼光”。
2.“纵欲之术”与“清修之法”
晋朝不分东西，无论是石季伦还是王逸少，都对道教道法道术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们不光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也与药感情甚笃。魏何晏被尊为玄学之祖，因其首先尝试服散而觉神明开朗，时人皆美美其风姿，此后服食广为流传，成为魏晋独特的名士风度。《晋书·嵇康传》也有对嵇康服食的状述：
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
叔夜之外，皇甫谧、王烈诸人亦皆服散。《思归引》（并序）中，石崇就坦陈自己喜好服食咽气，所期躯之不朽，“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扣宫商，宴华池，酌玉觞”，如此神仙生活，无非也就是纵欲享乐，乃是季伦所向往；其于《赠枣腆诗》、《答枣腆诗》等作中亦多言逍遥养生之道，如饮酒浇愁、名娼娱耳。王羲之杂帖甚多记服食药散之言，并对药方、服食方法有所研究，《晋书·王羲之传》曾记载了逸少遍山采药之事：
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率当以乐死。”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修道服散的热衷和兴奋。羲之炼化得道的方式，显然比石崇含蓄多了，真可谓是清修，他更注重的是修身养性。他的《用笔赋》道教思想尤为浓厚，其中论及信奉五斗米教的李特、李雄父子关陇韬光养晦，又讲王乔健步如飞，还叹“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卿希泰说，“道教要求作符时，必须收返视听，摄念存诚，心若太虚，内外贞白，意到笔运，一气呵成”,书写符箓的这种心理准备，与诸多书法名家挥毫之心境万分相合，羲之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言“夫欲书者，先乾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可见其受道教影响甚深。
虽石崇与王羲之同为道教徒，但显然后者更为虔诚信仰。石季伦不舍凡尘的物质快感，追求名利、地位及享乐；相较与之，王逸少则已摆脱了世俗的系累，只为精神上的自由逍遥。
（二）对人生的追求
石崇与王羲之的人生思想有好道重生的相似处，他们在具体的行为模式上却是存在差别的。何晏作为二者之先驱，其游宴伎乐、清言阔论的癖好成了众士效仿的对象。不过，对于石崇而言，他学到更多的是汲汲于世的情欲；对于王羲之而言，他学到更多的则是不婴世务的洒脱。
1．石季伦：身名俱泰、及时行乐
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曾与王敦一起在太学学习，无意中看到了颜回、原宪的画像，便慨叹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可见，“身名俱泰”是石崇的人生理想，而由此引发的求名、纵欲等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了。唐朝诗人邓林有诗言“梓泽神仙居第一，争享不惜碎珊瑚”，其中体现了石崇对身的注重和对名的追求。他要树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尚道的形象，还有富贵的形象。无怪乎，他积敛钱财，奢侈争豪，极尽欢娱之乐，《晋书·石崇传》谓：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树，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在《金谷诗序》中，也有对于梓泽盛园的描绘——“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 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大显富贵之象；而游宴盛会则是这种富贵的表现，如前人的西园之会和华林园之会。彼时士人的聚会内容相当多彩丰富，不管是斗鸡还是走马，都刺激非常, “不废声色之乐”。因此石崇也可谓“附庸风雅”，常常聚众赋诗，吟咏情性，交好于潘岳、左思和刘琨等人，组成“鲁公二十四友”，追随于贾谧左右。金谷诗会即是这种“风雅”的典型，既展现了诗艺，抒发了情感，获得了赞誉，引领了风尚，又能够享乐，身名俱泰，何乐而不为？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有“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之言，其心态与“某某到此一游”是相似的，目的也无非是显身留名。他在《楚妃叹序》提及，“楚之贤妃，能立徳垂名于后，唯楚妃焉。故叹咏之。”此处亦体现了石季伦对于名誉的渴望。
既然人生是短暂的，行乐自然须及春，何况在动荡的年代？所以，石崇恣意享乐，纵欲斗富，所造金谷园极尽奢华，除了在《金谷诗序》中有梓泽状貌、诗酒行乐的相关描写外，《思归引·并序》亦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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