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中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内容摘要：《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以千百年来屹立着的法源寺作为纵线，以抽象的历朝历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塑造了戊戌变法大背景下以谭嗣同为首的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塑造谭嗣同这一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时，博杂的史料引用，“蒙太奇”式影视效果的穿插贯入，使得人物形象更具有艺术感召力与吸引力。
最终“可不必死却死之”侠客式知识分子殉道者式的结局，如同伫立千百年的法源寺般令人荡气回肠，表达作者对历史与历史大人物的祭奠，以及对救世情怀与悲悯精神的核心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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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侠客文人形象塑造救世情怀悲悯精神
目 录
引言 1
一、 “亦狂亦侠亦温文”的侠客文人 1
（一） “抚剑独行游”的“武专家”式任侠 1
（二） “坐而论侠”、循规蹈矩的“酸儒生” 2
（三） “文人之侠、侠之文人” 3
二、 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4
（一） 博杂史料的引用 4
（二） “蒙太奇”手法的穿插 5
（三） 论辩色彩的渲染 5
三、 侠客文人核心价值的揭示 7
（一） 救世情怀 7
（二） 悲悯精神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致 谢 12
《北京法源寺》中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引言
《北京法源寺》创作于李敖身陷囹圄的九十年代初，虽是部只有十万余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然在以杂文见长的李敖的煌煌数千部作品中，却有着不可小视的地位和分量。它凝结着李敖几十年来上下求索困学的思想结晶与不断自我历练中的心得，沉淀着作者半辈人生中一次又一次“死去活来”的人生经验。男性的豪侠、忠义、决绝、悲壮使小说充满大丈夫式的传奇色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写大人物是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而身具侠骨与仁心的大人物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太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浓郁沉重的氛围下，它是对百年前黑暗中国的那段历史以及历史上“大人物”的祭奠，是对其救世情怀与悲悯精神的宣扬，更是李敖本人对“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任侠之气的不懈追求。救世的人的结局是悲壮的，就像佛法宗渊最后消弭的走向，谭嗣同为了黑暗中的同胞去死，同胞却还要在他被砍头后去用馒头沾他的血，但这种侠客式结局的悲壮在历史演绎前行中是永恒的，就像这千百年来法源寺的伫立。
一、“亦狂亦侠亦温文”的文人侠客
自古以来侠客兼具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义气、砍头不过碗大疤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的勇气、仰天大笑出门去与无情未必真豪杰相交杂的豪气。轻死重气、豪焰万丈的任侠气概在历史的推演前行中早已不再是“布衣闾巷之徒”、“豪暴恣欲之流”的专属。纵观千古文人，无不怀揣着对“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的任侠之风的向往与追求，而《北京法源寺》中的谭嗣同更是文人之侠、侠之文人完美诠释的典型。
（一）“抚剑独行游”的“武专家”式任侠
先秦典籍《庄子·盗跖》中说道：“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古之富贵有钱有势之人，就可使有勇力的人为其所用。有勇力的人就是最初的侠，而“有勇力”在冷兵器时代无可厚非的只能狭隘的体现在“武功”上。傅斯年的“诸子不同，由于他们的职业不同。”使冯友兰受到启发，先后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中指出在春秋战国之际，贵族统治阶级政治崩坏以及制度的解体，使得下层贵族大量流入民间，形成了以技艺为生的游士群体，“诗书礼乐之专长者”为“文专家”，即儒士，“武术技击之专长者”为“武专家”，即侠士。然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不难看出，“侠”与“儒”的分明，“武”是“侠”的标榜，“儒”代表文人，这种鲜明的区别也就使得文人难有侠之气，侠难有文人之雅。也正印证了顾颉刚所持“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古代儒、侠之分的观点。依靠武术技艺游历江湖的侠，则更多的是放荡不羁，“动不动就想打架”，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蛮横粗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下层人士，更谈不上丝毫的文人之气。章太炎在《检论·思葛》中这样定义游侠：“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蒿莱指小老百姓，明堂指朝廷，也就是说在“官——民”社会结构内外游离的不稳定成分，就是“侠”。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所融合的江湖更是民间众相的大杂烩，则这些不以地为生，不以仕立业，而以武犯禁的江湖游侠，其身上则更多的是“匪气”与“悍气”。
（二）“坐而论侠”、循规蹈矩的“酸儒生”
千古文人都有侠客梦，更不乏对侠心之向往者。从“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丘”的柳亚子到愿“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的沈彬，再到“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的孟郊，无不怀揣着少年游侠的宏愿。历代文人虽崇侠、尚侠，但更多的是停留在“坐而论侠”的层面，甚少有真正行侠的。被古往今来众多学者所敬仰的大文豪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今日，然纵观苏轼一生却从未真正亲临过战场。同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思想注定了更多的文人只会循规蹈矩地“坐而论”，无法真正的走上“行侠”，只不过是借诗中之侠、心中之侠来达到“豪气一洗儒生酸”的目的而已。
“建功立业在朝野”是历代文人寒窗苦读、参科举的终极梦想，封建官府的严格秩序与豪侠之群恣意任由的对立，古代文人也终究难真正入任侠之流。汉之后，主流官修史书中就不再出现游侠的身影，但却在大量私人的小说、笔记、稗史中出现。“一方面表明官方意识对侠的排斥而使文人在公众场合对侠的回避，另一方面又表明文人的内心深处对侠的难以割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江湖”与“朝廷”的对立，士大夫们受着官府身份的束缚，所有都从维护封建秩序与伦理角度出发，表现出对主流意识的认同，侠这一徘徊在“官——民”边缘的群体显然是难入主流的，从而文人对侠也只是人格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及回归内心、释放自我时个人感情的流露而已。
（三）“文人之侠、侠之文人”
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或侠肝义胆，或笔墨豪情，或为忠君报恩，或为家国百姓。然真正做到“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谢逸《送董元达》）、“抚剑长夜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李白《赠张相镐》其二）的却是少之又少，兼具侠之豪情与文之逸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李敖笔下，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中的谭嗣同便是“文人之侠，侠之文人”的典型。
谭嗣同十八岁豪游荒北戈壁之地，夜里沙上搭帐而眠，羊血杂雪而食，与人对酒痛饮、抚琴舞剑、豪赌技击，这种豪迈和萧条的交汇之感，实在难从万卷书中寻觅。豪焰万丈之情，早使得谭嗣同褪去青衣过市瘦弱书生的外衣，变成驰骋于北漠戈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侠客行》）的凛然侠客。谭嗣同词作《望海潮·自题小影》：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传，回头十八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 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支，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 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侠客般一股无可阻挡的英气，慷慨激昂，颇见风骨。十八岁壮游西北有感而发，此等才情早使得谭嗣同身上摒弃掉恣意妄为、莽撞粗暴下层江湖游侠骨子里的狭隘性与流氓性。《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将谭嗣同刻画成通武艺好剑术之侠士，更增添了文人身份下的一股浩然凌厉之气，在儒生之气颇浓厚的康有为、梁启超中间，谭嗣同的侠义之气与之形成的对比是鲜明的。谭少读左太冲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时非常欣赏。他坚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大刀王五就是谭行走江湖时所结识的草泽奇才，与“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等一干草莽壮士拜会、冲突、相识、相知，使谭嗣同独异于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雅士，成了历代后人所追崇的文人大侠。
将谭嗣同桀骜不屈的侠骨从厚重的往事挺拔出来，秀立成一处人文精神峰峦的，便是“去留肝胆两昆仑”变法失败后从容留守待死的抉择。以致从后人回望与观瞻的眼神里，总无法忽略掉这一悲壮而又坚忍的高度。《北京法源寺》中的谭嗣同游离于文人与侠士的身份转换之中，但最终“求仁得仁”慷慨赴死，更是作为那些“无个性无特征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的万千闾巷之侠与装侠文人的对立面而设立的。谭嗣同一介书生，用侠客式的赴难，以终结式的“死”开启了后世志士仁人的“生”，他要用生命证明“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小说中的谭嗣同更是摆脱“儒酸生”的“坐而论侠”，转向“起而行侠”的典范，真正的将文人之雅与侠之大义集结于一身，是文人之侠、侠之文人。
二、侠客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指出：“宋人说话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这里的“讲史”就是历史小说。最早运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概念的《新小说》报刊在它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说道：“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使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作为历史小说的《北京法源寺》，它摒弃掉“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大人物大事件大思想才是重点，这是一部阳刚之作。作者李敖在这样一部阳刚之作内，对侠客式知识分子的塑造更是别具一格的。
（一）博杂史料的引用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具有深厚文学功底以及台大历史系高材生身份的李敖，自然在他唯一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中发挥了这一特长，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明与突出。
写大人物不易，写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更是不易。不仅要贴合人物的历史身份，更要独具匠心的将其与他人之作中的人物形象相区别，使其富有更强的个性特征。在对谭嗣同侠客文人形象进行塑造时，作者狂轰乱炸式的历朝历代人物史事资料以及典章故事的加入，成了整个小说的一大特色。
谭嗣同与梁启超辩论时，谭为表留守待死献身取义的决心，以公孙忤臼的事例穿插其中“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一种长期的、不可知的牺牲。”。在表现谭嗣同“可不必死之，却死之”的抉择之时，引用了专诸母亲在专诸受公子光之托行刺王僚前自缢而死，以及引荐荆轲刺秦王的田光自杀而亡的事例，也正对应了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拜托王五冒险救君，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来表示大丈夫对天下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负责，也借此来表蔚对王五的心存不安与抱歉，这也正是其侠之大者风范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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