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 引言1
2 文献回顾2
3 城镇化进程中王嘴村村落的解构过程4
3.1 王嘴村调查4
3.2 王嘴村村落解构的宏观背景4
3.3 王嘴村传统村落解构的内容与过程5
4 城镇化过程中村落解构带来的问题8
4.1 环境问题 8
4.2 交通问题8
4.3 发展动力问题9
4.4 村民教育问题9
5 讨论9
5.1 王嘴村村落解构的个性问题9
5.2 王嘴村村落解构的共性问题10
5.3 经验与教训10
结论 14
致谢 14
注释 15
参考文献16
附录 调研提纲 17
1 引言
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最早城镇化一词在17世纪中期由西班牙工程师IldefonseCerda提出。有关城镇化的内涵，日本学者山田浩之（1977）认为城镇化是在经济、社会文化两种基础上发展的现象。美国学者沃纳赫希（1984）则认为，城镇化是从人口稀疏、空间分布均匀分散的农村经济向具有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前苏联学界曾把城镇化解释为城市及居民数目上升的趋势，以及在国家生活中城市居民点重要性增加的过程。城镇化，不单反映了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居现象，更主要是依据职业分工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变过程；而村落却是“一个传统的地方，这包括一个所谓的‘自然村’，简言之就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单位”。[1]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49 年建国之初，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至1978 年仍有72%的人口居住在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农村，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不足0.3%。但全国城镇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间大幅提高，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我国共有设有城市658个，建制镇1.988万个，城镇人口达到7. 712亿人，城镇化率达52. 57%。城镇化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从传统村落的角度来看待城镇化，城镇化表现为对传统村落各个层面的解构，正如费孝通所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2]，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对传统村落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冲击及影响。
课题研究以苏北欠发达地区——王嘴村作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立足于王嘴村日常生活变化，探索农民的生活逻辑，揭示城镇化进程中该村落共同体的变迁轨迹。在对王嘴村的典型案例研究基础上，探索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的影响。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把握，总结村落解构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同类传统村落的发展提出启示性建议，丰富农村城镇化认识。
目前，已有的有关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过程与后果的研究，多半只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面或历时性过程的解释力。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是，在探究城镇化对王嘴村村落解构的过程与后果时，重视历时性的纵向解构过程。同时，在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与后果的有关研究中，以苏北欠发达地区村落作为典型展开研究的并不多见。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过程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对适用理论进行分析、运用。以王嘴村为考察对象开展社会调查，运用参与观察和访谈法收集资料，将这些资料的进行定性分析，从而来理解和解释城镇化进程中王嘴村村落的解构过程，用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检验和说明观点。
2 文献回顾
马克斯韦伯利用“共同体”和“社会”概念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他将中国村落看作封闭的共同体。日本学界就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展开过“戒能—平野论战”（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大野晃（1991）在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界限村落”概念，认为传统村落在过疏程度严重的情况下将会走向终结。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1967）曾提出过“农民的终结”，他认为“农民的终结”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二者是互为条件的，但他指的是“小农的终结”，而非“农业或乡村生活的终结。
有关村落解构的研究，我国学者们大都以城中村，或某些典型村落如移民村庄等为研究对象。折晓叶（1997）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的深入研究，描述了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迁。张乐天（1998）全景式描述了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对传统村落的文化瓦解作用。于建嵘（2001）剖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对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李培林（2004）通过对广州羊城的分析，指出村落终结最终离不开产权的重新界定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3]。贺雪峰（2005）认为宗族对于传统村落有着重要意义，宗族组织越健全，村民具有更高的行动单位，更有利于维护自身体利益。
对于国内传统村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阎小培（2004）概括为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动力量[4]。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城镇化是国家计划执行的结果，80-90年代中期在市场力量的初步作用下农村城镇建设兴起，90年代中期以后，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开始主动引导农村城镇化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开始交融。齐康、夏宗玕（1985）认为，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城市、国家大型企业和重点项目带动、大中城市由于不断发展向外扩展等形成城镇化动力[5]。费孝通（1987）以小城镇为研究对象，认为乡镇企业形成城镇化动力。刘传江（1999）认为城镇化动力可以总结为乡镇企业发展、家庭企业和专业市场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等[6]。宁越敏（1998）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展现了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多元化城市化发展机制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同时，国内学者在传统村落城镇化发展机制的研究中注重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与研究。例如，。蔡建明（1997）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的结构转换、城乡间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技术进步是构成城镇化发展的四大基本推动力[7]。陈扬乐（2000）将农村城镇化动力分为内力作用的“内生城镇化”（以苏南模式为代表）和外力作用的“外生城镇化”（以珠三角模式为代表）[8]。仇保兴（2003）则认为，城镇化是城乡间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差距、生活和服务差距、就业和教育差距、投资和消费差距、社会资本差距的五种拉力，与农村土地"产权化”、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能够支付进城的成本、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需求的三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9]。李保群（2008）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规划主要研究对象有城中村、中心村、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规划，城乡统筹是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必须把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契机，以规划为龙头，重构乡村生活空间[10]。
有关王嘴村村落解构的研究，省内有学者对王嘴村村落变迁做了相关调查和理论探讨。周洪英（2007）认为，中心村建设是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变化在居住形式上的反映，是农村分散的居住形式向新型社区过渡的必然选择[11]。王正中（2010）认为，王嘴村农民集中居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较落后地区农民自我解构和建构的能力，说明了在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区域，采用农民集中居住方式可以激发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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