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三吏”、“三别”这一组诗是杜甫因房琯事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从洛阳返回华州时所作。其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诗人对途经之地上至垂老之人与老妪、下至晨别新郎与中男的同情与怜悯；二是诗人对残酷严苛的征兵制度的憎恨；三是诗人自己的爱国精神以及对唐王朝军队的期望之情。这一组诗虽为“诗史”中的典型作品，但忧民为国的情怀无处不显。通过深入分析，可以体会诗人忧民为国之精神，把握其诗人民性之特征，理解其诗人民性之意义与影响。
目 录
1 引言 1
2　“三吏”、“三别”的主要内容 1
2.1怜悯同情人民 2
2.2揭露黑暗现实 2
2.3表现爱国精神 4
3 人民性产生的原因 5
3.1 社会原因 5
3.2 个人原因 6
4 杜诗人民性的意义与影响 7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1 引言
“三吏”、“三别”写于乾元二年（759），是杜甫自洛阳探亲后返华州任所途中所作的一组现实主义诗作。“三吏”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表达了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此时的唐王朝因肃宗的猜疑，诸军不设统帅，而以既无军事才干又刚愎自用的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由此一来，战事久拖不下。而唐军也在不久后被叛军所击败。
“战马万匹，唯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1](P13)兵力的短缺使得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漫无限制、毫无章法的拉夫政策，百姓也随之遭受了种种苦难。“三吏”、“三别”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内容：一是诗人对途经之地上至垂老之人与老妪、下至晨别新郎与中男的同情与怜悯；二是诗人对残酷严苛的征兵制度的憎恨；三是诗人自己的爱国精神以及对唐王朝军队的期望之情。组诗表现出杜甫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崇高的忧民情怀，典型地体现了杜甫诗作的忧民、为民倾向。本文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杜甫诗歌的人民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具体而言从三方面着手研究：一是“三吏”、“三别”的主要内容，二是人民性产生的原因，三是人民性的意义与影响。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2　“三吏”、“三别”的主要内容
杜甫诗歌多联系现实，因其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这一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故被后人成为“诗史”。而作于乾元二年的“三吏”、“三别”这一组诗，不论是对人民的怜悯与同情，还是对黑暗事实的憎恨与揭露，抑或是对国家的热爱与担忧，无一不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以及诗人自己的状态，也无一不体现着浓烈的“人民情怀”。
2.1 怜悯同情人民
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首当其冲的便是真实。正如鲁迅曾言，“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P119）杜诗总以真实取胜。例如《石壕吏》，诗中刻画了代翁应役的老妪形象。整篇内容记录的只是声音，但是读完后呈现在人眼前的却是暴吏夜间敲门抓丁的过程和情景。
明明是征兵，诗人却写作“捉人”，从此字可以看出诗人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当时唐军邺城大败，在官军全面溃散之际，郭子仪以朔广军断河阳桥，战马万匹，唯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士民惊骇，散奔山谷。官吏急于为前线补充兵力，争分夺秒地向各处征集壮丁。另一方面是官吏在执行命令时丑态的揭露：捉人与强盗何异？老翁听闻官吏的声音，赶忙跳墙而逃，这般不顾后果的冒险，为的不过是求一条生路。为何不能与官吏细说？官吏是一声怒吼才换来老妇的一声哀叹。这一呼一怒一啼一苦，专横暴戾尽显，如何能与之细说？老翁只能铤而走险。差役如狼似虎地吆喝声与妇人的悲恸泣声交织在一起，夜久声未绝。官吏一逼老妇，老妇忍着哀苦将把家中三子的情况禀告，啼行者之苦。官吏二逼老妇，老妇只能边啼哭边告知家中只剩下乳孙与未改嫁的、连完好的裙子都没有的儿媳，啼居者之苦。官吏三逼老妇，面对专横暴吏的差役与不可违的官命，老妪别无选择，只得亲赴军队，遵从兵役安排。至此，第四次遭遇抓丁的农家才暂时告别了差役，而此时也已夜深。言“语声绝”，实指“吏呼”之绝。虽已深夜，但并不寂静，“泣幽咽”声仍不绝如缕。天刚明，诗人与老翁告别，诗戛然而止。而诗人对于百姓的怜悯之情也不言而喻。
杜甫在这一首诗中，没有发表任何议论，但是他对人民的怜悯同情，却集中在这一百二十个字上。每一句都一针见血无：三男戍而二男死，孙方乳而媳无裙，翁逾墙而妇夜往。民不聊生至极。杜甫对于百姓的担忧与怜悯，向来如此。
2.2 揭露黑暗现实
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憎恨是历来正直文人在作品中经常涉及的，如高适《燕歌行》，揭露了统治阶级德的骄奢淫逸、百姓苦不堪言的事实。杜甫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如此。在杜甫的早期作品中，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倾向是很明显的。《兵车行》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更是直接表现出对统治者的一种激切唤醒之情。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它所揭露的正是华清宫里君臣的享乐与路途上冻死的百姓的事实。这一路上的经历，与李白笔下的《古风》（其二十四）中描写路途中斗鸡之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时局的变化，“三吏”、“三别”的创作背景已不再是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了，诗人的批判视角发生了变化。作者创作《新安吏》[3](P219)时，长安和洛阳已被收复，郭子仪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也乘胜追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郡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可喜。然而昏庸的肃宗对郭、李等领兵并不信任，非但没有给诸军设统帅，还指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由此一来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到次年春天，唐军邺城大败。战争惨败后人民罹难。为了补充兵力，唐王朝便开始了大肆地抽丁拉夫。对于点兵之事，诗人流露出对兵役制度的无奈。前两句中诗人并没有直接讲明所征对象具体为何人，但是，一句“县城小到没有壮男了吗”却使此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所征为中男，而非壮丁。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又改为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4]（P484）按照此制，中男不该服兵。那么此时杜甫所提出的问题便是尖锐的：壮丁全部都已奔赴前线，为何还要征用中男？按常人思维，听到官吏所言是在执行命令后便已不言。而杜甫没有这样。他继续追问道：中男那么小，怎么能够守得了我们的王城呢？这一反问，是没有人再回答的。所有人都忙于征兵，忙于服从，忙于队伍的庞大，忙于离别的辛酸。这时也只有诗人想到了这种做法的后果：王城怎么能够守得住？至此，诗人对兵役制度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可是他无能为力，除了安慰这些远行之人，他无计可施。对天地的指责一句实指当今朝廷的兵役制度与战争的残酷。但诗人意不在此，他在诗末尾处又写到了战场的现状：军队整齐划一、仆射如同父兄。看似在安慰征人与送别之人，实则在揭露现今朝廷之现实，婉而多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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