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以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见长，他笔下的福贵、许三观在经历人生种种打击和磨难之后仍然坚强的活着。福贵和许三观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探索，无论是福贵“乐天”地活着的精神，还是许三观依靠忍耐和温情作为消解苦难的救赎，作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韧性和生命力量，通过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折射出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体现了社会底层草根世界的坚韧与温情。
目 录
引言 1
1 相同生存视角下的生命韧性 2
1.1 时代烙印下求生的欲望 2
1.2 乐观的生存信念 2
1.3 温情是生命的源泉 4
2 不同命运下相同的生命韧性 5
2.1 不同的悲剧存在形式 5
2.2 不同的抗争之路 5
2.3 不同的人生态度 6
3 生命韧性的集中体现 8
3.1 苦难的洗礼 8
3.2 中国式生存哲学 9
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引言
余华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早期曾是先锋写作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末转型后发生显著的变化，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内容上将人生的苦难作为反复叙述的主题，标志着余华对生命的追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正是余华观念转变的结果。这两部作品与中国风起云涌的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所以一直是文学研究领域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话题。研究者们一直关注并不断地研究和诠释着的，还是侧重于作品的“苦难”主题和生命悲剧，而作品主人公身上那顽强的生命韧性却一直少有人注意。
《活着》虽然书名为“活着”，但讲述的却是“死亡”，而卖血则成为许三观遭逢的巨大苦难，余华在这两部小说里要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认识，更在描写着生命的韧性。生命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但生命实质上是一种状态和品质。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余华不仅让读者从福贵和许三观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无比坚韧，还告诉读者生命就是为了活下去，生命中没有绝对的悲惨或幸福，充满韧性的活着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1 相同生存视角下的生命韧性
虽然福贵和许三观的性格、命运遭遇各不相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同，但苦难总是相通的，他们对生命的坚守同样执着。不同的两个人物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下，却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生命韧性。
1.1 时代烙印下求生的欲望
作者将中国20世纪60年代作为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表现普通人的苦难，反映他们生命的真实存在。
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市井小人物，一个是由于家道中落由富变穷的农民，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上的穷困，决定了人生追求的局限。作者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极具时代特点的苦难。在这样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在社会底层普通百姓的意识里，最要紧的是让亲人和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如何能填饱肚子，让亲人不愁吃穿，就成为他们的最高追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人的生命都面临夭折时，如何才能够‘活着’就成为最重要的考量。他们那种非凡的韧性和勇气代表了普通平民面对苦难时的精神面貌。如同福贵、许三观一样，即便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崩溃，也从不轻易向死神屈服。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读者才能真正的体会小人物在那个时代求生的强烈欲望。在福贵、许三观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消极悲观的逆来顺受，是为了生存与命运坚强的斗争，是渐近死亡却又顽强反抗着的生命韧性，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非凡的生命之歌。《活着》中写道，若不是福贵的家产都输给龙二，土改时死的可能就是福贵，从某种程度上讲龙二是替他而死。当福贵亲眼目睹龙二被政府执行枪决，他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活了。”［1］P67明白了自己能够活着已属不易，福贵浪子回头，努力劳作，是他陷入绝境时寻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因为生命存在的标志之一在于‘活着’，离开了‘活着’的抽象生命形态，对生命个体而言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2] P83
1.2 乐观的生存信念
面对苦难，需要乐观。乐观的生存信念给人带来勇气与力量。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徐福贵，他们的生活虽然仍充满了苦难和死亡，但是作者却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在“活着”忍受苦难的坚韧和面对苦难的乐观精神。” [3] P25乐观的生存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必要条件和精神图腾。在动荡的岁月里，无论面对何种苦难，他们没有被征服，因为他们相信“严冬”总会过去。
福贵所处的年代总是动荡不安：解放前的战争、建国后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又接踵而至，无不给他带来巨大的苦难。他经历了种种坎坷，还遭遇家人先后离去的痛苦，然而福贵都挺了过去，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农民，他不曾向命运低头。只要生活仍在继续，就能支撑他的身体和情感；即使身边的人都已经离开，也不影响他的生活；即使一无所有，也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生存信念——活着就好。这是何等的豁达和乐观？
福贵总是以一种坚韧的精神去面对生活的一场场噩梦，这种化苦为乐、苦中作乐的精神状态，使他活着的价值充分体现在生命之中。家珍去世，福贵却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 [1] P166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此时的福贵和庄子一样不以死为悲，将悲伤化作对生死的乐观与坦荡。福贵身边的唯一的亲人苦根死去后，他常常想：“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 [1] P180福贵想要活好生命中的每一刻，而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时，他又以坦然的微笑相对。虽然他被苦难层层包裹，但他仍然活着，而且乐观的活着。这种乐观的生存信念，不仅是“活着”的状态，更体现出对命运绝不妥协的精神。
许三观的卖血则不仅是一个丈夫对家庭责任感、深厚父爱的表现，更是心灵的救赎与乐观的生存信念。对于他来说，有家才有“幸福”，家没了，“幸福”也就消失了。经营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同时为身边的人做出贡献，是许三观的人生意义所在，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途径。
例如在饥饿中，他用嘴把老婆和孩子想吃的“做”了出来，许三观对家人们说道：“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 [4] P120。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许三观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去面对寒冬般的绝望，含泪的笑容却让人感受到他对生命的乐观与珍爱。
1.3 温情是生命的源泉
温情是余华作品里着力表现的内容，也是小说的母题。正如潘慧莉在《温情在苦难中失却与回归——余华小说母题解读》中指出的那样：“余华在演绎苦难中的温情这一母题时，其创作文本形成了相对明显的三个阶段，即：寻找温情世界、挞伐无情世界和赞美温情世界。” [5] P59余华对普通平民生活的还原，渗透着朴实的真情实感。他不仅用独特的文笔去解构生命的本原，更用心去贴近和体验人间的温情，搭起了与生命对话的桥梁。
《活着》不仅仅是沾满血泪之作，还是一首人间温情的赞歌。福贵拥有爱情，集中国妇女勤劳善良、坚忍宽容于一身的家珍，以她的贤惠善良、任劳任怨将福贵重塑为一个新人；福贵拥有友情，他的儿子有庆因为给县长妻子献血过多而死。可是那县长竟然是曾经和福贵一起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的春生，他们共同经历了战场上的残酷，有着患难之情，因此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 [1] P123他秉着一颗“仁人之心”对待春生，哪怕在文革时期，春生被打成走资派进行批斗，他仍无怨无悔地救助受难的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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