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的比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主题思想 2
1.1相似的题材及主题 2
1.2《牡丹亭》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 2
第二章 人物性格特征 5
2.1女主人公比较 5
2.1.1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崔莺莺与杜丽娘 5
2.1.2崔莺莺与杜丽娘性格的不同 5
2.2书生张君瑞与柳梦梅 6
2.3机智大胆的红娘与天真烂漫的春香 7
第三章 文本结构 9
3.1杂剧和传奇结构体制的比较 9
3.2《西厢记》的戏剧性特点 9
3.3《牡丹亭》双线结构 10
第四章 艺术特色 11
4.1语言风格 11
4.2艺术手法 12
结束语 14
致 谢 15
参考文献 16
引 言
《西厢记》和《牡丹亭》被称为中国古典戏剧的“双璧之作”，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通过时代的特点塑造出一个个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象。《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戏剧史上经久不衰，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魅力，包含了深刻的主题内涵、个性鲜明的人物、艺术风格、独特的行文结构。两部作品既然都是写爱情的，那么自然会被拿来比较，很多人总要选出更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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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两部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能一较高下的。两部作品产生的年代不同，其主题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我之前的学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关于比较两部作品的文章，在本篇论文中，我将结合前人的文献再加上自己对于课题对作品的理解来完成本次论文，这就是我课题研究的背景。
《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表现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经典作品，但再具体写法、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又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比较研究应该了解这些不同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本篇论文将通过分析主题、人物、文本结构、艺术特色四部分的异同，来更好的把握作品的主旨内涵，可以知道作者创作的背景和原因，以及作品想传达的思想。
从大方面说，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因为课题中出现的两部作品都属于戏剧，戏剧是中国古代的中国的戏曲文化是世界上古老的戏剧文化，中国戏曲之所以有着特殊的魅力，是因为戏曲不仅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它还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像戏剧文化应该被传承下来，而不是日益埋没。
从小的方面说，元杂剧和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比较繁荣的两个时期，而《西厢记》和《牡丹亭》又是这两个时代的重要作品，本文将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文本结构、艺术特色这四个发面来比较《西厢记》与《牡丹亭》，通过深度剖析两部作品，可以了解中国戏曲的魅力，能体会作者创作的原因，能从主题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去把握戏曲文化，以以小见大的方法来体会中国戏曲的精髓。
第一章 主题思想
1.1相似的题材及主题
《西厢记》和《牡丹亭》就题材内容以及主题内涵方面而言，是有相似之处的。首先，《西厢记》和《牡丹亭》都以爱情主题闻名于世，不仅在我国戏剧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在舞台上盛演不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它们共同的思想主题。《西厢记》中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与《牡丹亭》中的“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对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控诉和抗争。《西厢记》“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主题的提出是对整个封建婚恋制度的不满。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统的婚恋观，青年男女自由结合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它的出现则代表了封建社会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汤显祖做《牡丹亭》则是突出爱是不受理和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他肯定了人本能的基本欲望需求。所以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不合理婚恋观的不满，都希望青年男女能自由恋爱，追求幸福。但《牡丹亭》高于《西厢记》之处在于汤显祖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更强烈，他揭露了当时晚明社会各阶层的黑暗，更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1.2《牡丹亭》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
《西厢记》和《牡丹亭》在主题上都有着反封建的意识，但是《牡丹亭》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汤显祖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本质，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首先，两部作品反映的主题不同。《西厢记》[1] 改编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西厢记》的成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结秦晋之好的一对青年。这样一改，使剧本反封建的倾向更鲜明，更好的突出了主题“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作品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热情的歌颂了男女主人公敢于反抗冷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不合理的门第观念的精神，表达了作者“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王实甫通过崔、张二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了解，由相知其品性才情到彼此相敬而建立情感，而不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建立的婚姻。爱情本是人类最美好、最高尚、最宝贵的感情，还有什么比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更幸福呢？
《牡丹亭》[2]的主题则体现在“至情说”。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汤显祖生活在晚明时期，那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走上了极端，整个社会都推崇程朱理学，即“存天理，灭人欲”，完全否定了人最基本的感情需求。汤显祖一生经历了宦海浮沉，汤显祖在遂昌任地方官时，他提倡以“情”施政，以民为本，人为贵等观点，要做一个亲民的官。《沈氏弋说序》（《汤显祖全集》卷五十）中说：“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3]。汤显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理、势、情三者构成。但晚明时期却只有礼法和权势，独最缺情。人们没有自由，整个人都被礼法控制着。所以汤显祖对遂昌的治理是以情施政，以情来决定人的取舍，把遂昌建成“赋成而讼希”的一个“有情之天下”的试验地。汤显祖初归临川时，一方面开始建设玉茗堂，另一方面开始写《牡丹亭》。万历二十七年，汤显祖五十大寿时，《牡丹亭》完成了并进行了排演。《牡丹亭》一上演就轰动了整个文坛，作品问世后，盛行一时，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有读者为之断肠而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情之至”的化身，这点我们可以从《牡丹亭记题词》中可以看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丽娘因情成梦，被诗经讲动情场。当梦醒时，杜丽娘又回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但情不可以止，得去另一个世界寻找，于是一病不起。丽娘死去三年，她的“至情”不仅感动了胡判官，将其放出“枉死城”还允许杜丽娘还魂，最后一家团聚。汤显祖用戏曲塑造的“情之至”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展现出“情之至”拥有超人般的力量“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问世后，几令西厢减价，读者大概被杜丽娘的至情说所打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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