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其迁移流动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迁移流动存在着流出和回流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将制度作为资本要素纳入研究范围的观点产生于新制度经济学时期，本研究将制度资本进一步细化，分为制度机会、制度积累和制度质量三个方面。文章利用2017年在河北、山东等地对回流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所取得的实际数据，结合计量统计方法分析回流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以及他们回流地点和就业的选择情况，并考察制度资本对农民工回流行为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参与新农保、社会保障满意度和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等变量对农民工的回流行为有着显著影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一、文献回顾2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3
（一）数据来源 3
（二）描述性统计与分析4
1. 回流农民工的个体特征4
2. 回流地点与就业选择4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界定5
1．被解释变量5
2.解释变量6
3．控制变量 7
四、计量检验结果7
（一）农民工回流动机估计结果7
（二）农民工回流区域估计结果8
（三）农民工回流稳定性估计结果9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10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制度资本与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造成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农民从农村流动到大中型城市务工的现象广泛出现。考虑到其身份的特殊性，农民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迁移流动存在着流出和回流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出到大中型城市。另一方面，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在外务工遭遇了不可忽视的制度障碍，造成近年来农民工回流到家乡所在地的意愿愈加强烈。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奠定了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格局。面对农民工对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事实，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困境，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在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单位保障机会是否真正落实？返乡后社会保险的接续是否顺利？农民工群体对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满意度，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围绕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重点考察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回流的动机、区域和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山东、河北等地的实际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探求社会保障制度演进困境的破解之策。
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有大量研究关注了农民工返乡的行为——即“民工荒”现象。2004年1月，有着近9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了“民工荒”（张成，2007），打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广东东莞官方首先确认民工紧缺，随后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王德文等（2005）、蔡昉（2010）等认为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吸收殆尽，劳动力供给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个拐点。齐小兵（2013）则提出农民工回流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并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数次农民工“回流潮”。
已有研究重点考察农民工回流行为的现状与成因，部分学者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展开分析，学者朱尚（2016）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后普遍处于待业状态。学者李晓阳（2010）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现象，揭示这一群体在城市和乡村“夹缝”里生存的客观现实。学者王春光（2004）、盛亦男（2009）和刘玉侠（2017）经研究后认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而这些困难与挫折明显大于在外务工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收益，才使得他们产生了回流的动机。
我国学者对于农民工回流行为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以“推拉理论”为依托，将回流行为看作城市拉力、城市推力、农村拉力以及农村推力相互博弈的结果。罗芳（2007）根据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乡—城迁移理论，提出了农民工回流行为的推力论和拉力论。成艾华（2007）结合2004年在湖北省恩施州的实地调研资料，把城市对农民工流动的不利因素作为影响农民工回流的“推力”因素，把农村社会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作为“拉力”因素来进行分析我国农民工回流的动力机制，得出农民工回流这一社会现象将会持续存在的结论。
影响农民工回流行为的因素大致可以归为四类，分别是经济、制度、社会和家庭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曲士彬（2008）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沿海企业倒闭、外迁、低薪等因素是沿海劳务需求剧减、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周敏（2005）则指出企业与农民工在经济利益上的纠纷加剧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黄声兰（2009）认为城市经济发展吸收农民工出现暂时饱和状态，而农村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工回乡提供机遇。除了以工资收入为主的经济因素外，农民工还需要考虑到丧失劳动能力或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生活的情况，即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因素。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医疗、就业及住房等方面所享受的权利有所缺失。石智雷（2015）提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周慧文（2007）经过调查发现，杭州市7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与工伤保险，在一些高危行业比例更高。王春光（2009）认为，农民工游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被城市接纳、受歧视现象严重，无法享受到市民同等的权利待遇。大部分农民工年老退休后甚至面临着城乡社保两不靠的尴尬境地。在社会因素方面，周敏（2005）认为社会待遇与农民工人格意识的矛盾是“民工荒”的重要原因。王桂新、胡健（2015）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大部分流动人口仍被排斥在社会安全网之外，大量保障权利的缺失使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低。在家庭因素方面，刘玉侠（2017）提出，农民工因家庭责任回流，是其在寻求个人发展、在城市履行家庭经济义务与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责任相冲突，并且达到难以调和程度时做出的被动选择。吴国平（2014）调研发现夫妻一方外出务工的半流动家庭多处于生活不稳定状态，其婚姻发生裂变的概率较高。雷万鹏（2013）研究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着“入学难”、“学费贵”和“变动频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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