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关注了城镇从事灵活就业的已婚女性群体，通过对从家庭主妇到灵活就业和从全职工到灵活就业两类女性的考察，本研究厘清了她们选择灵活就业的生命故事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尽管女性也需要工作满足自身发展或家庭需求，但选择的工作受到家庭角色限制的同时也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使得她们在家庭-工作领域面临角色的冲突和紊乱。最终为了缓解冲突，她们选择了灵活就业，并以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时间为标准去规划她们的社会生活时刻表，这也是她们定位母职的主体角色认知下的权宜之计。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 1
一、文献述评2
（一）国外研究概况2
1.社会性别理论2
2.资源理论2
3.社会角色理论3
（二）国内研究概况3
1.女性灵活就业的原因3
2.女性灵活就业的影响4
（三）研究述评4
二、研究设计4
（一）相关概念界定4
1.母职4
2.灵活就业5
（二）研究方法5
1.半结构式访谈法5
2.资料编码与分析方法5
三、两类女性的灵活就业5
（一）从家庭主妇到灵活就业6
（二）从全职工到灵活就业6
四、母职角色定位与灵活就业实践7
（一）母职定位：工作家庭冲突下的角色认知 7
（二）“灵活就业”：工作家庭平衡的权宜之计 8
五、结论与思考9
致谢9
参考文献9
表15
母职考量下女性的角色认知及灵活就业实践
引言
众所周知，已婚女性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平衡问题。其中，母亲角色对女性改变工作的影响是惊人的，许多在职妈妈为了承担“贤妻良母”职责降低工作比重，甚至有部分女性因为角色压力大，将诸多的生活规划都让位于母职。
实证研究表明，在城镇中，25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女性在业率为72.0％，而同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在业率则比她们高10.9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个百分点。[1]2000年女性从业人员中采取非单位就业的比例增加到了52.2%,国际劳工组织也在相关的报告中指出：“采用非正规方式就业的妇女要比男子更为普遍”。[2]并且有调查显示成都市的女性灵活就业群体大多处于婚育期和子女抚养期且年龄偏大，其中已婚妇女占94.8%，未婚的仅占5.2%。[3]这些数据表明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女性就业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承担母职的女性会选择采取这种就业方式。因此，本研究关注这些灵活就业的“母亲”的角色认知和灵活就业实践，从角色认知的角度出发了解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有助于解决女性在就业中遇到的一些隐藏问题，关注灵活就业实践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感受，有助于反馈这种方式在工作家庭平衡方面的情况，发现这种策略在实施过程中的优劣之处，对于更多的家庭解决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文献述评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关于女性灵活就业的分析，主要是从社会性别理论、资源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来进行探讨。学者们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在灵活就业中男女性性别分工和在家庭中的角色期待的差异；运用资源理论解释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运用社会角色理论来看待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对她们在进行自主就业选择的影响。
1.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人类学家盖尔.卢宾。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一是区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指出男女性别气质和角色差异等的不同不是由天生的生理差异引起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二是强调导致两性不平等的根源是社会文化因素。三是强调社会性别被不断建构出来的，其发展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四是社会性别理论在解构传统性别观念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新型的两性关系，主张将女性问题放在两性关系结构中考虑，解放女性的同时也是对男性的一种解放，主张建立相互尊重的、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社会性别理论常常被用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社会结构中的差异性，长期形成的对女性的社会偏见以及，社会对男女两性的不同的角色期待，以揭示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及其根源。
国外女性主义学者发掘“父权制”是社会性别制度的内核,而父权制指“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而确立的男人的统治。[4]”这些学者旨在解释两性之间是由于父权制度下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要素所致。而正是在这种父权制形成的社会性别体制下，男性的权力才会被认为是天赋的，使得女方从属于男性，这样的制度规定了性别的生产和分工，也安排着女性在家庭中的结构，并且规范了两性的行为和气质。[5]
Dirk和Stefanie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了女性的灵活就业，他们认为男女性在工作的自主选择面前会采取不同的使用时间的方式，女性倾向控制她们的工作时间以达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男性更注重他们在工作中的责任，也反映了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隔离的劳动力市场结构[6]。
Komter整理和分析其收集来的访谈资料发现，夫妻关系中由性别意识形态形塑了“隐藏的权力”。他认为这种隐藏的权力已经融入到妻子们的思想观念之中，被性别意识形态正当化的权力结构已经在当事人眼中变得可以接受甚至理所当然使女性一直不能摆脱这一不平等地位。[7]Tichenor的研究表明，在妻子占据资源优势的婚姻中，资源理论及其包含的交换逻辑根本无法成立，所以他认为对婚姻权力来说，社会性别是收入和地位更好地解释变量。[8]这两位学者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明妇女在家中从属于她的丈夫，受控于她的丈夫，灵活就业是她们规避这种控制的一种手段。
2.资源理论
资源理论关注的是“资源”对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影响，学者们都发现妇女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对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夫妻权力模式从传统夫权式的主从型向现代性的民主、夫妻平权式转变具有推动的作用。
罗勃特.布拉德和唐纳德.沃尔夫认为，个人带入婚姻及提供给配偶的资源是与个人在婚姻中所拥有的权力相匹配的，丈夫和妻子的相对权力由他们的相对资源决定，在婚姻中拥有更多决策权的往往是具有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占有较雄厚资源的配偶所拥有的权力就会更多一些。因此，布拉德和沃尔夫指出家庭权力是通过比较资源获得而不再是传统的父权制。[9]海曼.罗德曼则认为在解释夫妻权力时，仅考虑资源因素实为不妥，还应当考虑制定决策的文化环境，于是他把文化背景（规范、习俗）作为变量加入了资源理论，被称为是“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影响最为深远。[10] 实际上，罗德曼提出的是一种“规范——资源”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不仅仅是取决于布拉德和沃尔夫所说的单一的资源，而是取决于丈夫与妻子的比较资源和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希尔也在布拉德和沃尔夫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其关于家庭权力的“交换理论”，他认为，丈夫贡献的资源与妻子在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 丈夫的权力就会越大, 反之亦然。[11]罗杰斯则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任何能形成个人的能力并能对他人或某一群人具有影响力的特征、环境和财产”都被他视作资源，而拥有的资源越雄厚就意味着这样的人越有竞争优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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