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很多理论学派都承认投资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投资的含义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规模，二是投资效率。近几十年中国高投资率确实对与中国如今“世界市场”的地位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保持着高投资率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却差强人意。在已有的投资规模不能缩减的情况下，如何使得高投资保证高增长，提高投资效率是众多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全面阐述了有关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以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为对象，选取1978-2017年的国家统计年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本文主要通过ICOR、K/Y、I/Y和CES法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发现中国投资总额逐年递增，投资率基本呈现递增趋势，投资效率总体增长但近年来略有下降。本文主要针对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问题提出了针对研究投资规模、投资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制度等影响因素的政策建议。
目录
1.绪论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现状 1
1.3研究思路和方法 3
1.4研究框架 4
2.投资效率理论 5
2.1有关理论 5
2.1.1 资本和投资 5
2.1.2 投资效率 5
2.2 指标测度 6
2.2.1 I/Y、K/Y、 ICOR指标 6
2.2.2 CES生产函数 6
3. 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分析 8
3.1 I/Y 的计算与分析 8
3.2 K/Y的计算与分析 9
3.3 ICOR的计算与分析 10
3.4 三个指标的结果分析 11
3.5基于CES生产函数对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分析 13
3.5.1 计量方法的介绍 13
3.5.2 计算分析 13
3.5.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15
4.提高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建议 17
参考文献 19
致谢 21
1.绪论
1.1研究背景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历经几十年因地适宜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投资在国民生活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从个人的角度理解投资，所谓投资就是相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分配财富使得金钱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跨越。资金的获取高峰期，即人的青年时期。资金的使用高峰期，也就是人的老年时期。二者是相互分离的，所以人们需要投资来分配资金。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投资，也是差不多的意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投资就是面向未来，在保证现有经济主体一定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投资保证现存的资金在未来的保值增值。
各种角度而言，投资都相当于付出，有付出，人们就会期待回报，没有回报，人们就会减少甚至放弃投资。对投资进行分析，一个相当重要的角度就是对于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甚至决定了回报的多少。因此分析投资效率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理论，通过用ICOR、K/Y、I/K和CES生产函数测度投资效率，得出了计算结果，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1.2研究现状
经过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投资效率较为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投资问题的研究，远远早于中国。
凯恩斯在研究过程中最早涉及了投资效率的问题。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是投资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I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MEI和利息率R的大小，而投资效率中恰恰包含着资本边际效率MEI。
屠西伟（2017）[1]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了Harold—Doma模型、solow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他发现各种模型研究普遍使用了ICOR、K/Y、I/K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效率。
Abel（1989）[2] 等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 solow模型和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斯最优增长模型 ，阿贝提出 AMSZ 准则，以此来判断一国或地方的经济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
Taylor和Francis（2016）使用ICOR、DEA和MALMQUIST指数研究城市化后的四川省的投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后的四川省的投资效率明显小于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平均水平，然而四川省城镇化的投资效率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6.9%。
Isoumila issoufou（2017）[3]通过分析ICOR与一些宏观经济和制度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发现即使在瓦乌地区，投资率较高的国家也没有最高的增长率。
中国学者苏建军，孙根年（2016）[4]构建了关于旅游经济差距、投资效率（ICOR）和旅游投资集聚等的理论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区不均衡性，旅游投资集聚和投资效率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孙明华(2017) [5] 利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和比较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投资效率，经过研究和分析，他发现当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逐年上升的情况下,而投资效率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这需要我们的高度重视。
王俊(2017) [6]选择贵州省为样本代表欠发达地区,综合分析了投融资现状和投资的效率及特征。王俊得到不发达的地区需要从投融资领域规范[7]、投融资模式变化创新提高等方面改革完善现有的投融资体制。
樊孝菊，卢方芳，王成勇（2017）[8]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建立ADL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根据建模分析的结果利用了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ICOR所占的比例,分析了襄阳市的投资现状。
ICOR和K/Y等指标究竟能够正确反映投资效率的高低在不同学者和流派见也存在着争议[9]。
刘易斯[10]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其投资率(I/Y)和储蓄率[11]上升是并非异常，并不能把这个现象当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投资效率的体现。
罗默（1990）[12]内生增长模型使用AK生产函数[13]，提出人力资本和人力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罗默[14]指出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是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用于R&D[15]的投资才是真正有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理论中使用资本产出比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效率高低做法。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rwxy/shuxue/81369.html